7月20日。
库尔贝一觉醒来，揉揉睡眼惺忪的眼睛，走上甲板准备洗漱。映入他眼帘的是让他难以置信的一幕——船政厂区、各个炮台甚至马江两岸都出现了无数面中国军旗。
我去！这是闹哪样？
在库尔贝的眼里，一面军旗就代表着一队中国军队，他想不通一夜之间中国人从哪里变出来那么多的军队来。再联系到江面上对他虎视眈眈的中国军舰，库尔贝心里紧张起来。
他可没有接到任何开战的通知，此时不论是法国政府还是海军和殖民地部，发来的命令都是让他在中法谈判没有谈出个结果之前不许轻举妄动，这就意味着他不能先打第一枪。但看到中国人这副气势汹汹的架势，库尔贝心里打起了鼓——难道中国人要开战了？
事实上张佩纶不知道的是，7月19日当天经过赫德和巴德诺的交涉，巴德诺表示，他个人表示同意再把‘艾德美敦书’的最后期限再往后延后八天，并很快得到法国政府的批准。茹费里放了话，在中法谈判期间，孤拔是不会采取军事行动的。可是这个延后八天的好事，军机处却没有通知沿海督抚。张佩纶依然认为一旦过了7月20日下午3时，法国人的炮弹就会砸到他的头上。
当然这也不能怨军机处，因为大清通讯的条件，现在军机处也不知道这条‘喜讯’呢。
担心擦枪走火的库尔贝赶紧命人向中国军舰发信号——难道你们认为我是来开战的吗？并在当天下午邀请张成登舰面谈。
风萧萧兮易水寒……7月20日下午2点，张成抱着几乎必死的决心，毅然决然的登上了‘窝尓达’号，然而他没想到的是，库尔贝竟然慈眉善目的向自己保证：“我此行绝无恶意，现在那么多船进来搞得百姓们都挺紧张，实在打搅了，这样吧，明天我就让两条船离开马江，这下总该放心了吧。
我去！峰回路转啊！
7月21日，果然有两艘法舰起锚离开。张佩纶一看乐了，想必是自己疑兵之计奏了效，遂心情舒畅的提笔给侄子张人骏写起了家信，愉快且有点幸灾乐祸的写道：“敌本虚声，今亦中止。今退去两艘。吓我不动，去吓老穆（图善）矣”。
只是张佩纶没想到的是，离开的那两条法国军舰（“雷诺堡”号和“梭尼”号）并没有走远，而是挪位到了长门、金牌江面，防止中国人封锁江口。
经过这第一轮无声的较量后，中法双方在马江进入了一个对峙期。
这期间，从各地调回的船政军舰“福星”号、“振威”号、“艺新”号、“琛航”号、“永保”号、“伏波”号，和从广东赶来助防的“济安”、“飞云”二舰陆续抵达马江。另外，在福州驻扎的还有旧式八旗和绿营水师的木质师船十八艘。
八艘船政军舰以“扬武”号为旗舰，炮舰“伏波”、“福星”、“艺新”，炮艇“福胜”、“建胜”，运输舰“琛航”、“永保”一字排开停在船政局江岸前；从广东调回来的“济安”、“飞云”以及船政军舰“振威”三艘则停泊在闽海关码头附近。
张佩纶还竭力搜罗民船，加上七艘从船政各军舰上卸下的蒸汽机动舢板，装上了赶制出来的杆雷改装成十多艘临时杆雷艇和更多的火攻船。同时下令船政赶制平底驳船，准备装上沙石用作封锁马江之用。
眼见着手里能使用的军舰越来越多，张佩纶的底气也越来越足。
虽然在这段日子里，开入马江的法国军舰也越来越多，随着法国军舰的增多，这三艘中国军舰逐渐被单独隔了出来，处在十分危险的境地。但是张佩纶还是认为：“法入内港，但我船多于彼，彼必气沮而去”；“彼深入，非战外海。敌船多，敌胜；我船多，我胜”。
中法之间的谈判一直在进行。
当初新上任的巴德诺公使在谈判桌上面对左宗棠一上来就开口两亿五千万法郎的赔款，并且威胁要占领马尾和基隆作为质物，直到赔款兑现后方能归还。并且拍着桌子威胁道：“如果我们在各点——指的是道歉赔款——上都没有得到满足的话，我们是绝对地坚决要使用武力的”。
左宗棠是什么人，那是强硬派中的强硬派啊，那里会在乎巴德诺的威胁？表示最多可以支付五十万两银子作为‘抚恤金’，这已是朝廷大度了。
七月底，经过美国的斡旋，法国将赔偿减少了五千万法郎，可清廷的谈判代表左宗棠就是不在赔款的问题上松口半步——没理由啊，虽然北宁我败了，但是在山西和太原我们赢了啊，我打赢了还得赔款？
法国人见大清国如此嘴硬，因此决定据地以为质。因为7、8月份越南已经进入酷热的盛夏季节，难以采取大的军事行动。7月30日，法方根据事前制定的方案，准备以海军趁夏季在中国东南沿海攻占一两个重要港口作为质物，逼迫清政府就范。
巴黎的老爷们那贪婪的目光游移在中国地图上，就如同一个色鬼在欣赏一个女子的胴/体一般。最后划定了两个“地质”候选——福州和基隆。其中，又尤其“看好”基隆。
用法国人的话说：“在所有的‘担保’中，台湾是最良好的，选择得最适当的，最容易守，守起来又是最不费钱。”
7月31日，法国海军和殖民地部部长致电库尔贝，向其下达正式执行这一任务的命令。
在短暂的告别战场后，这位海军骁将又上场了。